文｜孙玉良
最近伊朗前国家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丧礼引发巨大国际关注。伊朗选择在2026年7月4日，也就是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一天为哈梅内伊举行丧礼，加剧了美伊对立。哈梅内伊这场丧礼规模庞大，据伊朗官方和部分官方媒体表示，预计整个为期约一周，跨越德黑兰、库姆、马什哈德以及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等多个城市的悼念活动，将吸引1500万至3000万人次参加，规模可能超过1989年霍梅尼葬礼约1000万人的纪录。国际上，参加哈梅内伊丧礼的代表团超过100个国家，中国派出的代表团由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农工党中央主席、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何维领衔，其他国家赴伊代表包括俄罗斯前总统、现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德米特里·梅德韦杰夫、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·卡韦拉什维利、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马利·拉赫蒙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·谢里夫、亚美尼亚总理尼科尔·帕什尼扬、土耳其副总统杰夫代特·耶尔马兹、阿富汗外长阿米尔·汗·穆塔基等。
如果说现代国际政治有什么教训反复上演，那么美国对伊朗社会的认知偏差，无疑算得上一例。为什么美国多年来不断预测伊朗政权将迅速失去民心，可现实却一次次没有按照华盛顿剧本发展？就拿这次丧礼来说，按美国和以色列宣传的剧本，哈梅内伊是“独夫民贼”一样的人物，人人得而诛之。特朗普甚至寄希望伊朗国内发生政变或刺杀行动，人民会“起义”配合美以的军事行动推翻伊朗政权。没想到的是，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换来的是伊朗人民的“同仇敌忾”，哈梅内伊的丧礼规模又一次狠狠打了美以的脸，这反映的是人心向背，哈梅内伊没有美以诬蔑得那么坏，相反，他的不幸殉难赢得了国际上100多个国家和国内数千万人的尊重。
美国不是第一次误判伊朗。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，美国认为巴列维王朝稳如泰山，结果一夜之间轰然倒塌。两伊战争期间，美国判断伊朗难以长期坚持，结果战争持续八年。此后二十多年，美国又多次认为制裁足以让伊朗政权迅速崩溃，但伊朗不仅没有解体，反而建立起相对完整的导弹工业、无人机体系和地区影响力。每隔几年，美国一些智库便会出现 “伊朗已经到了临界点”、“政权摇摇欲坠”、“人民即将推翻神权统治”的政治判断，可几年过去，同样的判断又会重新出现，总是那么不准。
为什么？因为美国观察伊朗，往往戴着一副意识形态眼镜。西方媒体长期报道伊朗国内存在经济压力、年轻人抗议、社会矛盾、女性权益等问题，这些问题客观存在，并非造假，但存在社会矛盾，并不意味着整个国家会在外部压力下自动瓦解。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，一个国家内部可以存在激烈分歧，但当遭遇外部军事打击时，民族主义情绪往往会上升，原本分散的社会力量可能转而支持国家抵御外部压力，这种现象被称为“聚旗效应”。
伊朗是一个特殊的国家，可以说是一个不同的文明，与美国体制有很大的不同。战争背景、宗教传统、民族认同、国家安全焦虑等多重因素，促使大量民众在美国、以色列与伊朗政府之间进行选择，天然地选择支持后者。美国一些分析人士的误判在于，他们总喜欢用非黑即白的方式理解伊朗，错误地以为只要有人抗议，就意味着政权马上要倒；只要有人反政府，就意味着整个国家都反政府，其实现实显然复杂得多。
今天的伊朗，既有支持政府的人，也有反对政府的人；既有希望改革的人，也有强调维护现有体制的人。不同群体在经济、宗教、民族主义、安全观念上的立场并不一致。忽视这种复杂性，就容易作出错误判断。事实上，美国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误判，并不只发生在伊朗。从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，到俄乌冲突持续时间超出预期，再到中东局势不断演变，都说明仅凭意识形态推演，很难准确预测一个国家的真实政治韧性。国际政治不是数学题，更不是许愿池。真正决定一个国家稳定程度的，是制度运行能力、社会组织能力、民族认同、历史文化以及外部环境等多种因素。对于美国而言，真正值得反思的，并不是伊朗为什么没有按照自己的剧本行动，而是自己为什么总是高估制裁和军事压力的效果，低估一个国家在外部冲突中的凝聚能力。
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，这件事同样提供了启示：观察一个国家，既不能只听官方宣传，也不能只看社交媒体，更不能把外部叙事直接当成现实。伊朗社会既不是铁板一块，也绝不是一句“全民反对”就能概括。此次丧礼再次提醒国际社会，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态远比网络上的口号复杂得多。任何基于刻板印象作出的战略判断，都可能付出高昂代价。也许，这正是美国几十年来始终没有真正读懂伊朗的重要原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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